寻找城市之魂


 
如果找一个词来描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表象,那应该就是轰轰烈烈的“城市化”了。在漫长的古代中国,长安、北京、扬州、杭州、苏州这样的名城虽然曾经借马可·波罗之辈之口一度名动寰宇,但是彼时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乡土社会,城市乃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商业势力的载体以及社会治理机构的驻地。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乡村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对资源的集中利用。用可以“穿越”的GOOGL EARTH 来审视中国的30年城市化进程,在动画的演变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个村落的萎缩,凋敝,一座座城市的崛起,膨胀,地图上的斑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城市治理,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如果能治理好众多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好的社会体制。
古代村落之间基本是无为而治,行政统治的力量抵达不到这“最后的100公里”,相互之间更别谈竞争了。但现在不同了,社会的变迁同时改变着社会的伦理乃至人们的心理行为模式。如今,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全国每一寸土地都处于可控的范围,治理力量的增强,使得城市本身更加具有类似于“人格”(我们暂且称之为“城格”)的自主意识,不断出台的地方规划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城市自身意识的官方表达。从现代人的角度来考察,好的城市治理并不是仅仅提供便利的基础设施,满足于吃饱穿暖,诸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样的话语,我们也不止一次地听过,而人民的这些需要,最主要是依赖城市来提供。人们越来越需要更多个性的活动,并且最好能由此而产生对自己所生活城市的自豪。如果说在城市化的初期,人们更多地是满足于生活基本的需要,由此对应的是城市的产业功能强化,那么现在,GOOGLE地图上的大小斑点无时不刻在蠕动着,他们之间决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它们之间有合作,更有面向占有更多资源的竞争,由此而来城市综合功能的锻造与提升。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从古至今,不管是何家学说,都难以根绝,至多是以各色伦理予以限制,这是人性。由人所构成的城市,更没有理由不这样,不仅如此,城市间竞争更由于群体效益而得到放大。城市竞争,已经成为主政者不可回避的命题。
 
政业家之惑
 
现代地方政府首长的角色,不再是教化、断案、安民、祈祷,这些功能基本上被职业化的机关以现代的治理手段所包揽,主政者至多是一个名义上的负责人。他(她)必须拥有现代“士”的身份,亦即共产党员身份,此外,最主要的是,不管出身什么学科,什么成长经历,一定要转化为某种类似“企业家”角色的“政业家”,然而,这里的“政”,不是政治的意思,因为前面已经说过,凡主一方政者必须是政治上符合标准,这里的“政”是行政的意思,与现代企业集团里的CEO,即“首席行政官”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CEO治理的是企业集团,我们的“政业家”治理的是一座城市(以及众多城市)。不管中国最高执政理念如何演变,地方主政者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这背后隐藏的是现代社会的真谛。
与企业主政者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不同的是,地方主政者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随着社会的衍变,效益的外延正发生着变化。
在城市化的初期,人们基本关注的是城市“共同性”的一面,如同特定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都着绿军装,那时候,人的众多属性被“单向度化”。然而,人的天性难以被长期地被压制,上海的女人们就会尝试着绿军装上巧妙地绣上花边,以示不同。这种“不同”的力量,不可小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开始大放异彩。原来的粗放不羁,无伤大雅,因为水涨船高,不事雕琢没关系,不会内省没关系,毕竟那个阶段是“无中生有”,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现代城市生活出现在人们面前,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更多地像是一场补课。补课者,都是在补基础的东西,共同性的东西。这时无关个性,无关“不同”。
当文化产业大发展被提上议事日程,当休闲、旅游成为人们的必需品,当“超女”、“快男”等各类娱乐节目充斥耳畔,我们发现,时代不同了。这样的变化在过去的十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置身其中,难闻其臭,等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轻舟已过万重山。“入世”十多年,中国不仅在经贸领域入世,而是真正地迈入了“成年人的国际社会”,此前的青涩少年,必须开始练习“大人”们的风雅。“国际大都市”提出来了,乃至“世界城市”都摆上桌面了,就像初萌的少女偷偷地对镜贴花,涂脂抹粉一样,在我们的眼里,有的是国内城市与国际城市的区别,区域性城市与世界城市的不同,至于“纽约”与“巴黎”孰优孰劣,尚不属细究的范畴。
面对不时侵袭而至的经济或金融危机,面对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的局势,如何在左摇右摆的江河中打造一座煌煌巨舰,如何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立足,这不由得让众多城市的主政者们陷入深深的困惑。
 
找魂之路
 
《说文》中说道:魂,阳气也。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常用“失魂落魄”来形容一个丧失了鲜活生命力的人,他们不知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他们徒具皮囊,弱不禁风。
人是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综合体,魂,属于后者,它是人类之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精神发展史,现实世界是精神的物化。魂,是统帅,是众星中的明月。
对于城市来讲,魂,就是气质与定位,气质来自历史的积淀,定位是对气质的把握与延伸。为方便表述,这里试着将“魂”进行西方手术式分解。有些魂,是素来就有的,它从历史时空走来,却又犹抱琵琶半遮面,需要拂去垢尘,才显庐山真面。有些魂是现生出来的,它是对当下情势的一种反应,若干年后又重归历史;恰如前面提及的“自恋少女”,当然是有自身的遗传基因,十多年的家教与学习,当她抚镜自怜,心中暗忖,我何时会遇上我的如意夫君?未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幸福呢?
这种迷思,无论是希腊之“斯芬克斯”,还是歌德之“少年维特”,对于古今中外的人都是一样的。不过,今天的人们在越来越小的问题上知道得越来越多,而在越来越大的问题上却知道得越来越少。在这个日益琐碎化、侏儒化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深陷于商品、信息、娱乐以及所谓的民主中不能自拔,在肉体上做的文章越来越足,在灵魂经营上却愈见其惨淡。“人造美女”大行其道,“气质美女”难觅芳踪。
人如此,社会如此,企业与城市亦如此。产品同质化日益严重,资本抹平了任何其它带有浪漫色彩的评价准绳,利润与金钱一统江湖。“世界是平的”,也是平面化的。在“政治正确”日益走俏的年代里,我们只顾所谓正确地做事,而不理会是否在做正确的事。埋头赶路,无暇顾及溪谷中的风景与天上的云彩。
我们许多城市是新建的,需要在现代化过程找到合适的定位。然而,这非指全部。中国历史上下纵横五千年,许多城市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早已在时光河流中沉析出自己的魂。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们被压抑着。惟有在个性张扬的市场时代,它们才具备了复苏的条件。但,任凭简单粗暴的长官意志驱动城市建设是万万不可的,掩于其后的政绩冲动与现代性思维,导致“千城一面”。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生活需要,后者应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未来的城市该是有特性的,有活力的,有文化的人类活动场所,能够锻造更为高级的人,自由的人。寻找并塑造城市灵魂,大有文章可做。
我们正处于一个泥沙俱下的浑沌时代,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期,一定要把握好方向,找到自己的魂。灵魂,给我们人之为人的尊严,强大的灵魂会让人活力四射,个性十足;让企业生机勃勃,元气充沛;让城市颔首颦笑、顾盼神飞。
因此,“政业家”们必须细细挖掘所在城市文化底蕴,考量所处区域发展态势,体察所在城市的“内在愁绪”与“难以捕捉的病容”,切忌“头痛则医头,脚痛则医脚”,把出病源实质,勘出灵魂欠缺,从整体上为之改善,精神为之焕新。
是为“找魂”。
换言之,就是要在城市战略上清晰,城市功能上强大,城市品牌上彰显。在“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条件下,上下求索,左右逢源。“上”则对应“天时”,主要指国家的战略部署、区域发展大势、城市的发展阶段等,“下”则对应“地利”,主要指城市的发展积淀、历史文化、区域发展优势等,“左右逢源”的“左”与“右”则分别对应城市发展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更清楚,那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中国的两个样本:杭州与成都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鄙文所论述的领域里,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且时运尚可的城市,往往能够攫得先机。曾有“扬一益二”之说的扬州,现已是徒具其名,在海洋时代与高铁时代的今天,扬州的时运在明清两朝用足了几百年后,已是如强弩之末。而曾受“偏安”之诟的杭州,以及“天府之国”首善之区的成都,则都尚存丰沛内力,在新时代的国际城市竞争中崭露头角。原因无二,正是前述所说的天时地利。这样说的意思,并非指扬州可以自暴自弃,随遇而安,只是确实难以与杭州、成都一决高下了。
  
杭州城市形象LOGO              成都城市形象LOGO 
杭州与成都的样本,其意义在于给中国众多的“政业家”们提供分析研究的对象。师其长处以治己,他山之石而已。
这两座远隔千山万水的城市,现在却在很多的城市排行榜中狭路相逢,她们都号“休闲之都”,她们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但在共同中又见不同。
首先,这是中国两座诗性十足的城市。提及杭州,烟雨江南,草长莺飞的诗情画意扑面而来,提及成都,杜甫草堂、西岭雪山浮现脑海。中国的其他城市,除了“烟花三月”下的扬州外,恐无出其右者。但是两者的诗性又不同,杭州的诗性更多地浓缩于西湖灵隐之山水中,西湖之于中国人的意蕴绝非克林顿总统的翻译所言“所谓西湖,即一群小山围绕一个湖泊”那样的乏味,而成都的诗性更多地体现在伟大诗人以及其诗文浸淫下的大众群体。李白、杜甫、三苏等众多名耀中国古代诗坛的诗人皆出于此,漫布于成都大街小巷的商铺广告牌的文化含金量与创意度,堪称“中国第一”。成都也是当前中国少数能够集聚起文人骚客的城市。
其次,这是两座文化气质浓郁的城市。杭州与苏州,是中国江南文化的共同代表,而中国古代的文化如果以两元分,江南文化则是近古(宋元明清)文化的代表,海派文化则是其与现代西方文化接洽交媾的产物。成都,绵延两千余年的历史,文脉强健,元气十足,且自成体系。从三国纷争的蜀国文明到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天府之国”,成都的文化呈现出远离中土儒家文明的道家风骨,近在蓉城咫尺的青城山则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圣地,直至如今,成都的平民在生活中都有一种朴实的乐观,自在的幽默。汶川大地震后,也就是一句“没得啥子的”,从容淡定,大街上搓麻声随即又此起彼伏。而杭州则不同,作为江南重镇已久,尤其是其担当南宋都城,这里不容置疑地成 为中国封建社会“下半场”的经济重心所在,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功名利禄,纲常礼教更加地齐整,不及远在天边的成都那样随性、自洽。
再者,这是两座中国特色鲜明的休闲城市。杭州向来是具有非常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她已成为中国文人士子心目中难以割弃的“江南情结”的代言。南宋时,临安(杭州)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节庆活动频繁。至明清间,消费之风,甚嚣尘上,市井生活,热闹异常。饱暖思淫欲,中国的士大夫们在酒足饭饱之后开始了其带有浓郁东方特色的消遣休闲,喜奢华、爱遨游、厚滋味。于是,泡茶馆酒肆,逛青楼红坊,戏子咿咿呀呀,湖水淼淼荡荡。白居易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这里,生活艺术臻于化境。杭州生活,江南情调,尚文爱美,举国向往。
杭州,是在本地吴越文化基础上,饱蘸迁徙而来的中原文化,其休闲因此也更加地贵族化。从前是达官贵人退隐的理想居所,现在则成了率先富裕起来的长三角新贵尤其是上海人的“后花园”。成都则不同,与杭州相比,成都代言了巴蜀文化,其“巴适”的休闲生活,更加地平民化,平头百姓每天过得都很“安逸”。数元钱一碗的花茶,加上一捧瓜子,摆摆“龙门阵”,就能在茶馆里消磨一整天。一年中居然能整出186个节日,令人惊叹。出租车司机也先得“安逸”够了,才有兴致去拉客,这种骨子里生发出来的休闲味道,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实属罕见。
说起来,“休闲”一词,其实是现代感十足的“舶来品”。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兴许身在休闲中,却不特意提及这个字眼,也许中国人从来都是休闲的。而在现代社会,人们身处压力四伏的社会网络中,身心俱疲,需要放松。在物质生产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便产生了休闲的市场需求,继而成长为一个客观的产业。
基于此,杭州与成都不约而同地一致确立了自己城市的休闲战略,致力于挖掘自身文化特质,发扬城市个性,打造城市品牌。杭州先行提出了打造“东方休闲之都”的口号,成都随其后提出“(中国)休闲之都”的定位。两者看似重复,实则不同。东方休闲之都,是意欲在国际范围内让人们领会中国的江南风情、西湖山水、休闲生活,以现代旅游业态,结合文化资源,打造旅游产品。中国休闲之都,则是中国人才能领会的休闲,中国的儒道互补,“功名利禄”后,需要“诗酒田园”的慰籍。如果说,杭州的休闲是工作之余的放松,那么成都的休闲则是一辈子的生活方式。所以,张艺谋喊出了一句极具感染力的广告语:“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张导演的广告语,无意中将我们带出了杭州与成都的气质与个性的比较,不管怎样,我们发现,在中国众多大中城市中,尤其是在省会城市中,杭州和成都是在旅游方面下功夫最深的,因而在城市品牌的塑造与旅游营销上表现也是相对突出的。在日趋激烈的城市竞争中,旅游营销作为城市营销的先锋,往往冲在了最前面,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印象往往从旅游开始。
早在几年前,杭州市成立旅游委员会,除了整合资源、协调相关部门以统一行动外,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旅游营销。为了使旅游政府营销收益最大化,杭州市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旅游形象推广中心",为市旅委下属的事业单位。据悉,2002年以来,每年的旅游推广费用为4000万元人民币,由市财政专项列支。如此手笔,在中国内地城市中位列最高。
成都文旅集团则是一个经成都市委、市政府批准,市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作为全市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投融资和运营平台,以国际化市场化方式最大限度整合、经营文化旅游体育资源,致力于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近年来,其麾下的城市营销活动不断,成都的城市形象得以在国际社会快速传播。一个个在全国领先的新兴旅游业态接二连三地出炉,其中,文化创意在旅游产品的研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充分利用了成都人文资源丰富的特点。水上锦里、宽窄巷子、水井坊等等纷纷亮相,让人眼花缭乱,一下子把人文的成都用国际化的现代手法演绎了出来。
如果说,确立“休闲之都”方向是杭州与成都在旅游发展与城市个性打造上的心照不宣,那么在其它方面的考量又因为两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成都致力于打造“西部之心”,杭州则十年如一日地建造“生活品质之城”。
在中国的广袤西部,正上演着现代版的城市“三国演义”,重庆、西安、成都各不相让,争抢“西部第一城”名号,其中尤其以西南的“成渝之争”更为引人注目。重庆曾作抗战陪都,建国后大批兵器工厂布局于此,是一座实打实的产业城市,虽然其曾是中国西部最为重要的码头,但随着铁路的发达,长江航道逐步衰落下去,重庆的辐射力,影响力慢慢走向了下坡路,上世纪末,与三峡工程密切相关的国家战略改变了其命运,重庆一举成为中国第四直辖市,体现了中央所寄予的厚望。但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合作全球化的今天,一座城市的前途并不完全由行政力量所驱使。至少,成都人并不会因此而放弃打造“西部之心”的雄心。
成都所赖以发力的秘密正在于其城市的软实力,其历史文化、城市气质与个性使得其更加易于成为区域性商业消费中心、总部商务集聚地与高新技术高地。如果说,发展制造业需要的是产业工人,那么抢占所谓的“产业高端与高端产业”需要的则是具有相当文化层次以及消费能力的白领群体乃至金领群体。后者对于一座城市的文化魅力与休闲属性无疑拥有更高的要求,当高层次的人群纷涌而至时,城市的大发展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因此,在2009年,成都市提出了打造“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战略,发扬光大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想,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同样,在杭州也是如此。
      
   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模型       杭州安曼酒店局部示意
只是,杭州没有不自量力提出“东部之心”抑或“江南之心”的概念,因为在长三角,杭州与南京分别作为浙江、江苏的省会城市,早已达成了以上海为“老大”的默契。上海在近现代的崛起,是不容置疑的。即便在产业的发展上,杭州、南京无力、也无意与宁波、苏州一争高下。杭州的“生活品质之城”的定位,反映了这座城市的主政者对自身优劣的深切体悟。作为一座有着无可替代人文优势的古城,杭州近年来不遗余力地打磨城市生活品质,在西湖之外,重新包装西溪以及更远的千岛湖,举办国际性的休闲博览会,建造100座城市综合体,率先在特大城市中引入安曼、悦榕庄等国际顶级休闲主题酒店。如前所述,城市环境的优化更加强化了城市对高端人才以及高端产业的吸引力,杭州也因此成为区域性的中小企业总部集聚首选之地。
 
结语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无疑是正确的。当现代城市,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衍生物初次出现在人们生活中时,带来的并不都是愉悦,人口的大量集中所滋生的各类问题,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无论是说伦敦街头数以十万计的妓女,还是波德莱尔所揭露的巴黎“恶之花”,即便现在,挥之不去的大都市病,也正在真实不虚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如何让城市成为真正的人类美好家园,不仅仅需要高水平的城市规划,审慎的产业导入,而是需要将文化乃至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纳入的综合性的考量。
因此,对于各座城市的主政者来说,为所服务的城市找魂,确立战略,就成了工作的必须,这绝非“锦上添花”,而是“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