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田园到智能都市:成都人越来越会“卖”


 
成都秉性
 
    在中国,成都算是一座特别的城市,第一因为她两千多年来未曾改过名字,难能可贵;第二,她是“天府之国”的首府;第三,她是四川人的省会。千万别忽略了第三点,这几乎决定了成都城市的性格。四川人是个性非常显明的区域群体,除了一口四川方言之外,“幽默”是最让人记得住的,中国所有地域里除了东北小品式的幽默外,四川平实的幽默几乎是硕果仅存的了。而作为首善之区的成都,更是聚集了更多的文化人,偏偏又喜欢扎堆,泡在茶馆里,摆龙门阵起来没完没了,骨子的闲情逸致,实在是其他地方的人们无法企及的。走在成都的街头巷尾,除了看到无数的茶馆外,那门面上的广告招牌也大多会让游人耳目一新的,由此可以看出成都人是善于创意的,有些诙谐的,换言之,很是喜欢搞些文字方面的游戏,而且乐此不疲。这个秉性,到了现时代,实在有利于搞城市营销。
   所以,在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10多年来,成都一直在不断地更新自身城市定位。“第四城”、“休闲之都”、“幸福指数最高”、“超女诞生的地方”、美食节、三国文化节各种说法粉墨登场,而针对国际的营销举措,成都也是花样倍翻,从大熊猫“恳亲之旅”到FIAP——“让世界认识成都”,再到“金沙”——“邀全球共解的传说”及成都风情周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方面表明城市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形势变化的迅速,另一方面也同样说明了成都市强烈的城市自我意识,以及尚未找准城市定位的焦虑感。好处在于确实有了些效果,坏处在于一直没有个定性,显得不够稳重。
说来说去,成都人天生就会说道,这是个事实。但是随着时间迁移,经验的积累,成都人是越来越会卖了。何以见得?
 
靠谱的田园城市
 
    这要“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开始说起,前年秋起,成都市上下开始掀起一股“田园城市”热潮,市井巷陌,热议纷纷。
最早提出“田园城市”是英国人霍华德。但至今为止,大多数人对这一伟大构想的理解都是朦胧的。其实,他寄予厚望的“田园城市”本质上是“社会城市”,“田园”仅仅是其表现出来的形态。他所呼唤的是“城乡平等、社会公正”,在扭转“城市中心论”以及“城市剥削农村”的同时,最大程度上限制城市的罪恶,发扬乡村的优美,其哲学上的前提是“城市之恶”。霍华德深受卢梭、马克思等人的影响,他不仅目睹了当时伦敦等大城市的拥挤、混乱、污染等城市层面上的问题,同时也领会到了城市生活对人性之负面影响。城市生活使得人与自然产生隔阂,许多优良的道德传统面临威胁。波德莱尔将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巴黎描述为“恶之花”。因此,霍华德希冀用“乡村之善”中和“城市之恶”,同时保留城市所带来的便利与优点,他强调“自然之美”。换言之,霍华德是在认识到城市发展的弊端后,意图以“田园城市”理想限制与改造城市,进而改善人类的境遇。
成都市的宏大目标,受霍华德的启发,却与之不同。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尚未在“城市生活与人性发展”的深层关系上有所停留,有所思忖,至多是对城市空间布局有所反思,对大城市所呈现出来的“城市病”有所警觉,我们对代表了现代先进生活的城市充满了向往,还在赶超中。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城市生活是先进的,是值得追求的。所谓的“城乡统筹”或“田园城市”,其哲学基础是,城市带动农村,先进带动落后。还有一个大不同是,霍氏基本上是靠个人之力做试验,韦林等几个试点并不能谓之成功,他为此进行了严谨而缜密的经济学上的测算,以支撑其构想的可实施性。而成都的这一宏大战略是政府主导,是举全市乃至全省的战略。如果做成,那么对全国的意义,非同小可。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小规模的城市化,而是大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若不具备前瞻性思维,不能找到合适的城乡发展模式,那么我们遇到的城乡问题,将比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严重。
因此,严格来说,田园城市不只是田园与城市之间那点事儿,而是事关社会全局与国家未来。成都一直是在城乡统筹方面进行前沿探索,也是国家“钦定”的此方面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次,提出这样宏大的战略,是“顺水推舟”的结果,实际上却在城市营销上出了大风头,一下子“脱颖而出”,一时间,洛阳纸贵,“田园城市”概念,为全国所知。
 
软中还有硬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成都市一直如同成都方言一样,软软的。这一点是成就了“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同时也为各方人士所诟病。
    但,切不可忘记,在成都市“田园城市”宏大愿景中,我们不难看到诸如“现代”、“现代化”的字眼。“现代”的涵义,意味着产业发展的水平与城市管理的水平,成都要成为“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性的区域枢纽和中心城市” 、“超大型、现代化的城市”。用“现代”一词,意在与“近代”、“古代”相区别,毕竟时代已从农耕文明、机器工业文明推进到了信息文明,休闲产业崛起,文化创意成为世界性潮流。
异于霍华德版“田园城市”,成都版本与时俱进。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中,其主要的产业不外乎农业、轻工业、初级物流业等,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体现。当时的伦敦是世界的制造中心,虽然总体上来说,美国、德国制造业已经崛起。而成都在田园城市的框子里,所要装的是现时代“高端的产业与产业的高端”。
现在的“现代化”已经不似百年前,不是表现为“大工厂、大机器”了,甚至也不仅仅是“大物流、大贸易”了,而是信息科技、生物科学、文化创意以及休闲服务等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诸多方面。成都的发力,除了后发优势外,还有深厚的基础积淀。历来,成都是天府之国,自然环境优越,休闲氛围极为浓厚,如果加以现代产业化的包装与打造,发展成为中国西部别具特色的首位休闲城市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成都是中国西部的文化重镇,历史悠远,文化深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则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与这个城市的气质不谋而合。也正是因为如此,成都逐步成为了西部地区的重要创新中心,成为西部唯一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成都高新区进入全国高新区“前三甲”,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继“田园城市”概念抛出后,成都市又提出“智能城市”的概念。其实这是“软硬兼施”的策略。如果一味提“田园城市”这样的软性概念,会在一阵新鲜后,为人所怀疑,甚至奚落。而建立在现代田园城市基础上的有高端产业支撑的智能城市则显得“硬气”了。一个现代城市如果没有产业的支撑,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那是不可想象的。而一直以来,成都作为一个省会,一个现代城市,其在产业尤其在制造业上的发育的不良的,这一点也多少成为了重庆成都一直互相挑刺的传统。成都这样一个软软的城市,如何将软变成硬,是必要的。
成都高新区的实践,多少是指出了一个光明的前途。
   成都高新区始建于1988年,规划面积约92平方千米,由南部园区和西部园区两部分组成。过去十年,实现了经济实力由弱变强,产业定位从纯企业聚集向高新产业集群和国家自主创新基地的转变。在科技部考核中,成都高新区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指标名列全国第二位。成都高新区跻身全国高新区的第一方阵。一方面它致力于培育孵化本土具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一方面是抓住金融危机下产业转移契机,采取各种优惠政策,运用各类政府服务手段,将诸如富士康、英特尔等大鳄招致麾下。
这样的背景下,成都高新区提出了“E托邦”,“智能城市”这样的定位,并向外宣传。这其实是表面,背后才是其运思操作的逻辑,那就是真正认清了成都在当今时期的“比较优势”,量身订造自己的战略。利用自身宜居、人文积淀、科技资源、人才储备、城市魅力、市场潜力等各方面的资源,一切都围绕产业的高端作文章。这着实体现了一种先见之明。
正是如此,一批外商投资大项目正逐步优化成都的产业结构,成都逐步成为西部地区的“总部基地”。成都这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产业以及产业的研发、营销等价值高端环节的做法,在学术上被称为“产业高端环节战略”,在这方面,新加坡无疑是个模范。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都不具备丰富的矿产资源,所以无法发展资源加工输出型产业;成都不沿河靠海,无法如上海、重庆等一样发展港口物流,也无法发展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业。惟有其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在西南地区具有强大的市场辐射力及历史形成的创新力,这就使得成都有可能走通“华山险路一条道”。现在,成都已成为西南交通、信息、物资中心,正在成为西南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集聚中心和创新中心,将来还会按照市场分工规律,进一步地高端化,成为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集聚的中心,成为极具现代感的特大“后现代”产业城市。
今天,全球软件20强有11家在这儿落户,服务外包20强有5家在这儿落户,成都的世界500强超过200家,高新区有世界500强和知名公司超过50家。以思科为代表的这样一些高端国际公司把智能互联城市这个试点,放在成都来做试验。这的确堪称“成都现象”了。
不光停留在概念层面上,也不是总在琢磨城市发展路径与逻辑,在实际操作上,成都人也是精明的,善于创新的。目前,成都高新区正在打造一个“天府新城”,打造一个新城市,核心区面积达37平方公里,规划中6500万平方米的房子,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住宅,约三分之二用来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在新城里,工作和居住融为一体,不会出现“潮汐式”的人流和车流,也不会在夜晚变为“空城”甚至“死城”,成功地解决了城市发展中的产业孤岛化和城市空心化问题。宜业宜居的环境使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愉快地工作、幸福的生活,在成都这个平台上就可以实现。产业、人才、城市在这里如“八卦图”一般循环往复,形成了良性互动,就能实现城市与产业的加速发展。
    另外一个层面上的“现代”,就表现在城市管理水平上。预计到2020年成都市人口应该在1600万~1700万人之间,远期可达2000万人。这就需要与之匹配的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管理,吸收世界范围内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与经验,包括规划大师科布西耶所倡导的“新技术”。“智能城市”,无论从产业规划发展商,还是成都本身的城市管理上,都应运而生。
 
不只是会卖
 
伴随着一个大国的崛起,一般都会诞生相关联的世界城市,历史上的例证比比皆是,伦敦、纽约、东京等都是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经济板块的崛起,必然会带动上海等一批世界城市的“浮出水面”。
从历史上看,在唐朝中期,成都经济达到鼎盛,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元明清时,从全国经济中心下降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清中期以后,逐渐恢复,继续扮演川西地区的经济中心。现在,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与积累,成都已具备了成为中国西部的“一号城市”的迹象,此前就有过“中国第四城”的说法,不过坦白而言,竞争相当激烈,即便在西部地区,重庆、西安也是不可小觑的“实力派”竞争对手。
现在,西部似乎已经看到与东部一决高下的曙光。美国的西海岸也是在后来崛起。洛杉矶、旧金山等成为与东部纽约、波士顿并驾齐驱的重要城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与传统城市大为不同,高新技术产业与文化娱乐产业占据重要份额。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信息技术普遍应用,“地球是平的”正在成为现实,地理区位的所谓劣势正在慢慢地转化,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此刻站在了同样的起跑线上。而先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整体财富的积累,使得西部地区具备了打破“一二三次产业”循序渐进的固有模式以及东、中、西产业梯度转移传统的条件,“瑞士模式”成为可能。成都当前已经具备了与沿海城市共同抢抓高端产业的基础与基础。如城市骨架已初步拉开,政治、社会环境稳定;面对全球经济调整等外部变化已具有相当的创造性反应能力,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生产方式正蓬勃兴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正在迅速增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已经开始显现。此外,成都的自然条件、休闲气质、城乡统筹、科教资源等都指向了城市发展的成长性,可持续发展能力强。举办亚太总裁与省市长国际合作大会”、英特尔落户、承办国际网球赛、入选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网络等事件也都表明了一点:成都正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产业链条。
成都不仅是宜居城市,应该说是乐居城市。成都的HPI指数在全球都是领先的。HPI是一种人类发展指数,第一个指标是人类的健康指数,第二是可获得教育的指数,第三是人类的快乐感,就是这个城市的快乐感和幸福感。成都一直被誉为“蓉城”,形容其美好,在南宋时期,成都就有了“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说法,以及诗歌气质、道教传统、川菜美食等各方面的吸引力愈久弥香,只能说,成都这座城市比较好地把握了产业发展的规律,最大限度地把这个城市的历史馈赠、现实的基础和世界的需要很好地融合起来了。
所以,成都不仅仅越来越会卖,而是确实奇货可居,有货可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