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让中国更现代



序言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后,经历了眩晕与激荡,赶超与开放,一直处于融入世界主流的进程中。亨廷顿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冲突之后是融合。
在中国,有这么一座城,她是中国极少数名称里带“海”的大城市,“海”,与“陆”相对,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内质;她是近代以来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城市明星,并由此兴起了一股与“京派”相对立的“海派”文化;她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人人向往的现世舞台,她在年迈的母体里植入了“现代性”的种籽,萌动、挣扎、消化、融合,如今正向世界城市进发。
这,就是上海。在中国,上海就是“现代”。
上海,是“沉睡之狮”昂起的狮头,江南文化中的沉思力与行动力的结合,使得上海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关键城市。考察现代中国人的源起,上海是绝佳的切入口。
19世纪的上海,在古老帝国大门口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外遇”,激烈、香艳且回味无穷。
 
    街道、租界与市民
 
   说上海,不能不提租界;说租界,不能不提那些著名的街道。
   街道是城市的细胞,是一种神秘而有生命的东西。它不光是指物质层面上的显现,如道路的宽与窄,建筑的新与旧,更重要的是名人的足迹、思想的浸润与历史的斑驳,由此形成城市的气息。“法租界”位于徐汇、卢湾区,盛极时大概据有10平方公里左右,原来的名字大多是法式的,譬如贝当路、马思南路、辣斐德路、拉都路等,后来全改了过来。近在咫尺的武康路,原名福开森路,不到1.5公里长,却汇集了世界各地风格的洋房大宅,漫步其间,梧桐扶疏,“上海味道”倏地呈现,过去的故事随着光影浮现。
 
 
上海的赫然出场,与《南京条约》切切相关。她是古老中国被迫向外开放的产物。鸦片战争前的上海,虽已初步育成了区域性商贸城镇的雏形,但那个上海,与后来的上海,可以说不是一个城市。对上海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生硬“插入”,“租界”就是最直接的胎盘,由此产生了不同文明“交媾”后的系列反应,一条条马路被修筑起来,两旁的梧桐树开始生长。所以,上海在地理上,行政上属于中国,但在气质上绝非如此。在中国,上海就是“西方”。
1843年,上海还只有23万人,还只是一个老式县城;1880年已突破100万人,租界成长为一座新型的城市。由于规划、勘察、施工、材料设施的近代化,租界的道路从各方面都体现出现代城市的风貌。在古代,城市是农业文明的集中代表,是乡村汪洋中的点缀,城市对农村无甚影响。近代城市则完全不同,工业化给城市注入了新的文明因子,城市由政治型、军事型向工商型蜕变,城市拖着乡村一同朝前迈进。    
   上海是习得西方制度精神与文化气质最到位的城市。洋务运动,最先是学习西方器物,尔后逐渐认识到制度文化之根本。在上海,不仅办洋务,同时也是洋人集聚、洋物流通、洋味十足,所谓“十里洋场”。上海城市特质,最主要地表现为文化多元化下的西洋化与近代化。时势所造,这里成了那时不同制度、文化、宗教、教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的汇聚地,方寸之间,有若干个“国家”(租界)挤在一起,使得这座远东城市变得“极其复杂,也极为丰富”。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存在三道行政壁垒的缝隙,总之,这是一种难以摹状的嘈杂世界,新式的街道上流淌着现代的音符。这就给上海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近身”观摩学习西方的机会。
紧跟西方的上海,挪动的再不是“小脚女人”的步伐,她渐渐出落成了与传统中国城市截然不同的模样。各国风情的小洋楼、茂盛优雅的法国梧桐、留声机里的靡靡之音、街边橱窗上的月历女郎、喧闹香艳的百乐门舞厅、黄金荣与杜月笙的流氓天下,冒险家的乐园,还有银行与股票、大买办与交际花、亭子间与石库门、霞飞路上咖啡香和冰淇淋,甚至还有缠着红头布的“印度阿三”,被称为“小赤佬”的可怜三毛,这些都堪称“老上海”的基本元素。这充满了欲望的都市,也是陷阱遍布的地界,流光溢彩、莺歌燕舞。19世纪的上海,在古老帝国大门口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外遇”,激烈、香艳且回味无穷。
租界的建立、殖民者以及西方企业的进入,这些“外国的力量”无疑对上海短时期内崛起以及形成庞大的规模,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我们断不可忽略“江南”的影响。内河运输的衰败,海洋运输的兴起,使得苏州、杭州、扬州等江南明星城市黯淡下来,战乱更是驱使富商、乡绅竞相投奔上海的租界,可以说,上海的成长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主要是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被组合到上海后,焕发新的青春。上海的近代崛起,得益于江南诸城的衰败。
长期以来,江南成为中华帝国的“要害”,不仅是国家财库,边疆军防的粮仓,而且是世俗生活文明的最高体现,秀美、雅致乃至奢靡。不似北京人雍容的优雅,江南人的优雅,是在工商氛围中熏制的,偏于精致化。在上海人的整体气质中不难觅到江南人的影子,江南人文传统中的讲技巧、重知识、重商、多勤敬业对上海的成长也不无贡献。
在这样华洋杂处,新旧并陈的大环境下,练就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地域人格——上海人。资本主义的精神释放了人们的内在欲望与野性,迫使他们不顾一切向前,可以说,上海滩就是一个有洋人参与的新时代“江湖”。但同时,西方的法治与制度主义又使得他们迅速建构并习惯了新的秩序,所谓“有秩序的野性”,在当时的上海滩,不止有洋人、买办,更有流氓、妓女,有暴发户、资本家、政治家等各色人等,人们在上海追逐自己的新式梦想,虽然其中不乏避难者。里弄与石库门,这一富有上海特色的“记忆符号”,实则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城市里的“避难所”,街坊邻里尚存有传统的中国式情感,慢慢地这也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消失在现代化的洪流中了。
但总体上讲,“上海人”这一市民人格慢慢形成了。国破河山倒,他们学会了自保,加上市场经济的熏陶,脑子更加活络、务实,养成了对新事物快速反应的能力;西方人的独立自由与契约精神,让他们任事负责,看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商业主义的张扬,封建家族瓦解后的个体家庭成为主流,使得他们更加地追求物质上的虚荣,“家国”体系崩溃,因而显得格局不大;西方势力的强盛,使得他们建立起对西洋文化的欣赏与推崇;但西洋人的骄横跋扈,本国政府的无能腐朽,使得他们偏向于胆小怕事。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上海人骨子里的“精明”。有一句最具上海特色的通俗语汇,“侬拎勿清哇?”(意即“你到底搞不搞得清?”)
“精明”,成了贴着上海人身上很难撕下来的标签,但上海人不仅仅是“精明”,更是奉“精明”为处世圭臬,“精明”得心安理得,这是与传统观念殊为不同的。但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理性,一种现代商业社会孕育出来的理性,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换言之,只不过上海人比其它国内城市早“精明”了一百年,当然,也就因此被诟病了一百年。
然而,除了“精明”,上海人还有另外一个“特产”—— “小资情调”。“资”,即“资产阶级”,现在叫“中产阶级”,外文为“Bourgeoisie”,就是“布尔乔亚”。这从另外一个侧面点中了上海人或者说是上海的要穴,也就是说,这里盛产“小资”,而非“大资”。“小资”其实很可怜,上不上,下不下,整天在物质层面上转悠,但是加上“情调”二字就不同了。情调从何而来呢?
这要从上海两大租界说起,英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虽统归为西方,但实质大不同,正如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区别之悬殊。英美是新教国家,崇尚工具理性,盛产“布尔乔亚”,而法国人则是欧洲拉丁传统的继承者,崇尚艺术与浪漫,有一股子“波希米亚”(Bohemian)的劲头,他们崇尚创意、想像力和灵魂,反对布尔乔亚式的算计、机械性的敲敲打打以及枯燥乏味的生活,当时在法租界,的确是文化人尤其多,文化生活丰富。这两者不同的文化在上海的两大租界并存,形成了城市精神里蔚为壮观的张力。淮海路上的咖啡馆、各色各样的BARs、艺术馆、洋装铺、沙龙聚会等,就是老上海的“小资天堂”,后来租界被收回,“波希米亚人”散了,但情调倒是留存下来了。“小资情调”,于是广为人知。
考察现代中国人的源起,上海是一个绝佳的切入口。
 
    城市、国家与现代化
 
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上海,中国最有可能首先跃升世界城市的也是上海。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在于核心城市及其背后的城市群的竞争,上海之于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历史惊人地相似,一百多年前,粤地开风气之先,生产出与旧时代对抗“异质成分”,最终文武并伐,破解了苟延残喘的旧王朝,尔后的全国焦点北移,居留于长江流域,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界名流趋之若鹜的大舞台,以及国内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上海是现代城市在中国的最初演绎,出现了中国现代市民与市民社会的雏形,上海人也是中国人面对现代文明第一时间的人格性变体。
现在又是如此。上海的重新崛起,应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邓小平在珠三角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改革试验后,决定将“圣火”引到黄浦江两岸。上海,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开始了与过往辉煌的对接。不同的时代唱不同的歌。虽然经历了现代工业体系的洗礼,构筑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上海的“风华”(过去积聚的“现代性”)在建国后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一直未得彰显,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建筑已经被拆除,城市肌理也发生了变迁,老上海透过历史的筛子,散落在现在。
在1920-40年代里,上海作为东亚的国际城市,主要的功能在于提供中西交流的资本平台、贸易平台、信息平台与文化平台,宛若庞然中国“浸入”西方世界里的躯体,左顾右瞧,满眼都是新奇,慢慢地,新奇成为平常。那时的政府对国家的经济掌握力不强,上海更多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根据地。而现在的上海,重新回归到了世界舞台上,背后有着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与国家综合实力的支撑,如果说从前上海的脱颖而出多少是自然而成的,那么现在的上海战略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进入21世纪,上海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开始了新一轮大发展。这是上海争取发展主动权的体现。“四个中心”(即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是最新的城市功能定位,以大浦东、大虹桥为两端,形成“哑铃式”的城市发展格局,世博会的举办则启动了新一轮黄浦江两岸开发的序幕。上海现在的基本战略是,浦东合并南汇,扩大容量与腹地,大虹桥整合浦西各区,打造“长三角CBD”,老城进行城市功能更新,外围建设临港新城、嘉定新城与松江新城,北边崇明岛定位为生态岛,作为战略预留。
一切都似乎在顺利地推进,但事实并非如此。上海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必须先实现“三化”:开放化、文化化与高端化。
首先是开放化。这里所指的开放化,意有三。
一是指上海的角色定位问题,一定要看清楚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遇与陷阱,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而不是画地自牢,自陷囹圄。在亚洲范围内,上海面临来自新加坡、首尔等城市的竞争;在全国范围内看,上海曾经在深圳先行一步的光环下焦虑不安,如今面对天津的崛起,香港的竞争,以及全国发展热点向其它地区转移的情势,又开始了焦虑。上海的“相对势能”与优越感逐渐受到挑战;而在长三角范围内看,上海则面临着如何反哺江南,如何以开放的心态适应重新强大起来的江南城市群,毕竟上海是在历史的援手下,“乘江南之危机而崛起的”,可谓“举江南之力而建一城”。所谓“新江南、新上海”,上海必须学会在新的情境下扮演城市群龙头的角色,在产业结构、功能布局、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合作中起到领导者的作用;
二是指上海“强势”政府的开放化与进一步的市场化。虽然,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向来一直良好,但国有经济比例偏重,民营经济相对落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主导作用。强势政府,在开发初期具有相当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后续的经济社会发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当起了“拦路虎”。因此上海不应继续依赖投资驱动,要把创新驱动放在首位,包括城市发展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城市经营管理创新、产业体系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各个方面,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鼓励市场机制发挥进一步发挥作用。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生硬的政府规划在灵活的“看不见的手”面前,并无多少优势可言;
三是指上海市民的开放化。这对于中国现代市民的人格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上海人从一开始就强调自我的与众不同。这种气质,一直在上海人心中埋积,他们强调自己城市的纯粹,所有外地人都是“乡下人”。这是精神的洁癖。其实,“海派”,不能只沦为一种风情,一种对小资情调的复古与模仿,成为对精致绅士与优雅淑女典范的无限追缅与惆怅,成为“我祖上曾经阔过”的自我安慰与标榜。周立波的走红,是上海人在自娱自乐中完成了对“阿拉上海人”的身份认同,籍此与那些新上海人自然剥离开来。海派,本是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自大”相对立的,兼容并蓄,现在却也“自大”了起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一定是国民的现代化;国民的现代化,一定是人格上的现代化。相信,这样的现代化,是全体国人,尤其是率先步入城市化的上海人需要认真面对的。
其次是文化化。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上海过去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吸引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与大批的精英人才,正如当年的法国俗话,“所有法国聪明人都去巴黎”。如今,基因的历史性遗失,与极左年代的文化阉割,加上因长期作为制造业基地而造就的人们的体制依附性与秩序主义,造成了上海城市文化中的活力不足。西方国家的海洋气质,本来就代表着向外开拓,不断突破的精神,这也应该是海派文化应有之义。
人们印象中的上海,是既繁华似锦又有文化气息的,海派文化,本质上就是城市文化,这在中国直到现在都是紧缺品,住进了楼房里并不意味着成为城市人。但在经济至上的年代里,文化如敝帚。旧的上海生活方式,场景意向慢慢被现代化洪流一口口吞噬。一年前,张爱玲的常德公寓还有着原来的杂货店们的呵护,绿树旧墙依旧在,现在大马路与现代建筑则无情地撕开了城市文脉的胸腔,留着一栋法式建筑在光鲜的城市空间中,颤颤巍巍。租界里的这些旧建筑与街道,在之前承载起了“文化上海”,承载起了全国的报业中心、出版中心、电影中心、演艺中心与娱乐业中心。
经济中心的建设,难以离开文化中心的建设,尤其是要做具有辐射力的国际城市,文化更是不可或缺的。国际大都会之不同于国际城市,就在于前者在文化、艺术、时尚上,在城市生活潮流上的领导地位。将来上海的产业升级,首当其冲的是人才集聚问题,这必然需要营造优越的环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环境。而现在的上海,文化活动不少见,却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表面热闹的“庙会”,上海原产的文化阙如,缺乏文化号召力,跟着别人走。“布尔乔亚”日盛,“波希米亚”退场,遗产在被继承后,加倍地消费、透支,不见创造与发展。在这一点上尚不如南国中心广州,后者的媒体向来发达,近来又提出城市文化战略,宣称“十年要出大师”,雄心可见。
海派文化的复归与提升,将不仅仅是上海之幸,更是中国之幸,毕竟这是中国文化在现时代的发展与探索。任何一种国家模式,背后都离不开文化的绵绵不绝的支撑。
最后是高端化。
上海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核心抓手。现代国际竞争,需要上海这样的“世界城市”,利用自身的能量,为本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争取更多的利益与空间。这就要求上海要抢占全球产业的高端,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地位获得有力的提升,逐步成为跨国公司与中国连接的管理枢纽和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有影响力的城市,成为配置全球资源的枢纽,掌握话语权。“四个中心”的建设,便是这个思路。
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珠三角地区主要走得是“三来一补”的路子,现在正面临艰苦的产业升级,而上海这些年则在外国资本与技术引进,城市建设与经营,国有企业转型等方面取得了斐然成就,“上海模式”全国流行。但总体而言,上海的产业过度依赖出口和低成本优势,甘于价值链底部的增长战略,在许多产业领域与长三角其它城市同质化竞争,而且在发展水平上相差无几。这种外向型、粗放式、政府深度干预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然要求上海加快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高端生产者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占据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或次高端环节,增强中国对国际经济主导性要素的掌控力。至少首先应成为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金字塔”的“塔尖”,形成“龙头”所应具备的势能,如香港在珠三角一样。在自主品牌打造与核心技术研发上,在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建设上打好“攻坚战”。
在信息技术急速发展的今天,在低碳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在地球正日趋“平坦”的今天,现代化,刨除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上的考虑,已经不仅仅是工业化,更是城市化、信息化、知识化、智能化、全球化、公平化与生态化。这就要求上海认真研究“世界城市”的成长规律,拓宽视野,改变思路,竭力从原初的工商业城市向现代经济中心城市转变,打造具有世界水准的服务体系,积聚国际核心服务资源。
 
    结语
 
 四百年前,上海人徐光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了对接世界的现代化尝试。他的后人们生活在徐家汇,“徐汇区”因此而得名,对中国近代影响颇深的宋氏三姐妹(其母倪桂珍亦徐光启后人)也正是从这走向世界的。
上海,完成了中国人在诸多方面的现代性启蒙,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发祥地。这里收藏着一个古老文明凤凰涅磐的分娩记录。南方启动改革后,邓小平连续七年在此度过春节,可见上海现代血统之“显赫”,“上海”一子在中国现代大棋局中的关键性。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城市意识正在崛起。但一直以来,都是客观的外力(前有外国势力,后有中央政府力量)推动着上海向前。无论是在早先的商贸城镇时期、租界时期、抑或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城市的自主意识与独立意识显然不够。
上海肩负重担,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复兴,她不仅是在历史与现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未来也应如此。上海,曾是清廷开展洋务运动的重镇,这百年前的国家现代化运动,蓄意学习西方。直至现在,我们都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洋务运动的影子,处于跟随西方标准的位置上。无论是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还是历史经验,人文内涵来看,江南地区都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现代化浪潮的最佳区域,上海则是江南的“矛头”。中国的生产力重心在宋以后转移到江南,北方相对衰落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北方人的酷爱沉思与艺术的生活,而短于行动与务实的思维,直到现在都困扰着北方市场化进程。岭南地区的勃兴有其缘由,但行动力的过分张显,过于实际,沉思力的相对不足,制约了其发展的步伐。江南以及代表上海,则是这两方面的完美结合,加之她居于国家腹心,动脉之端,长江与大海交汇处,她不得不成为“沉睡的狮子”最终昂起的“狮头”。
上海,应发挥一座城市的主观能动性,成为中国不光是经济领域,而且是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乃至文化领域在面向未来的城市样板,使得在世界主流边缘徘徊多年的中国人、中国社会率先完成“正-反-合”的历史哲学命题。要知道,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领先者,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现在,我们是跟从者。
可以说,没有租界,上海的文化不会如此地独特;没有上海,中国的现代化也许不是现在的情形。今年的世博会,是上海迈向世界城市的重要里程碑,与百年前的“政治”租界不同,这次是文化、科技与生活方式的“租界”。
上海,让中国更现代。这句话应该是能够成立的。